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 : 2014-05-21 05:30

摘要：占美国人口0.5%的大约100万人，负责美国主要机构运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自己或是国人都不认为他们属于某种意义上的精英，那么他们就不会调整态度来面对真正的现实。

    美国传统精英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十分巩固，安全感强，比较容易发挥公益精神。他们属于信基督教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 WASPs)，在美国社会占有控制的优势地位。总统、国务卿、州长、工业巨子、律师界领袖、大学校长等都属于WASPs阶层。他们彼此之间从血缘、家庭、寄宿中学、大学、兄弟会、俱乐部等，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他们不只是享有特权的个人，而是一个阶级，美国版的欧洲贵族。偶尔容许少数外人加入，只要他们能够在衣着、言谈行止像WASPs。(犹太人成功的谚语是“思考像德国犹太人，穿着像英国人”。)

    随着社会阶级而来的是特定的价值观念。WASPs价值并不崇尚知识或是学术能力。血统纯正的著名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有一段轶事。坐落在波士顿外围的格罗顿公学(Groton School)在其最盛之时，是寄宿中学中的顶尖学校，训练WASPs精英的一流地方。当艾尔索普的母亲送他到校晋见传奇的校长皮博迪牧师(Rev. Peabody)，她向校长说，艾尔索普颇喜欢读书和思考。校长回答：“我们会让他把这些习惯很快改掉。”格罗顿公学要培养的不是聪明学生，而是“身强体壮的基督徒”。他们会全力打拼，但是崇尚公平竞争，遵守道德规范，相信公共服务是伴随权力而来的责任。格罗顿公学的校训是：“服务即是统治”(to serve is to reign)(拉丁原文为cui servire est regnare)。当然会有许多愚蠢而幸运的废物因为隶属WASPs一员，而得到工作、升迁和其他各种特权。但是整体来说，WASPs的领导当权阶层身体力行他们教导的公共服务精神——从总统一直到地方政府。

    20世纪以来，美国变得日益开放、多元和包容，WASPs当权者面临两难之局。它可以维持权力地位，不让新进者加入他们的权贵圈内。或是他们可以选择开放，让这些非WASPs出身的新秀进来。最后采取的是折中之道。20世纪初叶，美国贵族们变成印度式种姓制度一样，限制加入俱乐部成员，不接受犹太人申请常春藤名校就读。但经过一段时间，排斥办法维持不下去了。部分原因是时代气氛不允许，部分是资本主义竞争需要不论出身背景，但最能干的人才。但是说到底，还是WASPs自愿打开门户。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几乎所有新教控制的既得权力建制(establishment)全部对外开放，从而埋下建制毁灭的种子。透过民权运动，开放常春藤名校及华尔街穿白鞋的金融机构，WASPs接受新精英、犹太人、爱尔兰天主教徒、意大利裔人，到后来是妇女、黑人、西班牙语裔和亚洲人进入权力的走廊。(在角落里，一些小的男性俱乐部仍然保持族裔排外传统，但是它们在整体社会已经无足轻重。排外性社团在美国仍然兴盛，但是它们的排外标准基于金钱而非血统族裔。)WASPs开放，部分是被逼的，但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开放是对的。在特权和价值之间，必须选择时，他们选择后者。

    美国的新精英群体是一群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比起老的精英，来源更为多样，讲究绩效和精力充沛。新精英并非很自觉其精英地位。认真起来，他们甚至会否认自己属于精英。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最有钱的人多年之后，似乎还自认只属于美国中上阶层而已。直到最近，当新精英财富和权力实在太大，不能再视而不见，全国人对待他们的看法仍是：一群普通人，只是碰巧拥有很多很多钱而已。但是这种表面形象是不真实的而且有破坏性的。大约有100万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0.5%，负责美国主要的机构运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此现实对于国家意义深远。他们拥有的实际权力极大。如果他们自己，或是国人都不认为他们属于某种意义上的精英，那么他们和国人都不会调整态度来对应真正的地位。精英不会因为不受注意而减少权势——实情远非如此。

    19世纪末，第一次镀金时代，豪奢和炫耀财富权力与今日丝毫不差。但是那时的富豪，也许是因为宗教，因为清教徒的遗传而恐惧财富积累的后果。格罗顿公学过去三四十年来的变化很大。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他们的宿舍只是狭小的方格子，没有门，没有天花板，少见舒适设备，连立体音响和电视也没有。男生早上起床就要排队使用铁脸盆洗脸，用冷水冲澡。30年代上格罗顿公学的孩子常由极其富有的家族送来，其成长于仆役成群的豪宅。可是他们却被送到有着斯巴达式简陋宿舍的学校来受苦。目的无他，就如新闻记者和历史学者雷曼(Nicholas Lehman)所写：“避免他们变成花花公子或是柔弱之人。训练的目标不是让他们发财(他们长大以后有钱是确保无虞的，根本不用担心)。因此希望他们品格高尚和贡献社会。”

    今天像格罗顿公学、安多夫中学(Andover Academy)以及像哈佛和耶鲁等知名大学，教导学生们要能赚钱，至少在事业上要成功。教导学生做好人，对社会有用，会被认为太过侵犯私人领域，价值判断太强，或是要求太高。一位格罗顿公学的老校友返校之后回忆说：“宿舍外观差不多。可是里面有立体音响和电视，以及各种舒适享受，看起来像是华丽的农场。与我们那时相比，我们是有意识不被允许享受，他们是有意识地让多多享受。”这并不是说格罗顿公学水平已经下降。但是正如外在的社会，他们将重点摆在成就上，较少注意锻炼品格。

    我们很容易嘲笑盎格鲁美国(Anglo-American)式的精英典范，带着高人一等的文化优越感，崇尚不自私照顾他人的作为。但是它蕴涵了某些价值——公平游戏规则、正直、自由以及新教的使命感。这些价值塑造社会共同行为的准则。当然，这些规范是人为的、白人文化中心的，以及时常包含虚伪成分。不免常被滥用，实际生活中真正达到理想的不多。但是又怎么样呢？历史学家卢卡奇(John Lukacs)曾经讲过：“虚伪是黏合文明的水泥。”规范标准是社会最高的自我期许，而不是反映复杂的现状。当有权有势的人承认某些行为规范时，他们等于同意限制自己的权力，而且不论多么间接，向社会大众表示这些标准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

    最后一个可以证明我们这节篇章的标题的例子来自《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故事 ，说明美国人对精英阶层看法的变化。电影中的情节与真正的历史事实差别很大。特别是影片中当泰坦尼克号即将下沉时，头等舱的旅客疯狂地抢着爬上少数救生艇。只有靠着强壮的水手鸣枪示警，才能把慌乱的富豪管制住，让妇女和小孩登上救生艇。事实与影片完全不同。根据生还者的追述，“妇孺优先”原则在高等舱旅客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全被遵守。统计数字证实此说无误。在头等舱的每一位小孩都生还，144位妇女中只有5位丧生，其中有3位愿意随丈夫而死。相较之下，70%的男性头等舱旅客丧生。二等舱旅客以当时富有的专业人士为主。80%的妇女被救起，90%的男性淹死。搭乘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旅客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等于当年的世界福布斯富豪排名榜(Forbes 400)。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号称是当时美国最有钱的人。他奋力抢到救生艇旁，让他的妻子有了座位，然后拒绝给自己争座位，退后，挥手向太太告别。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同样拒绝接受救生艇座位，把它让给一位妇女，请这名妇女转告他在家的妻子：“告诉我太太，我按正直规则游戏到终点。没有妇女会因为古根海姆是懦夫而被留在船上。”换言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遵守不成文的荣誉行为规范——即使遵守意味着必定的死亡。电影制作者更改故事情节是因为一个好的理由：今天没有人会相信真实的经过。我们已经解除了上层社会人士任何责任意识，而他们非常高兴响应降低期待。在现代语境中，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凡夫俗子。社会如此民主，已经没有统治的精英阶层存在。

    但它是存在的。有权有势会永远与我们相随。我们只能要求他们承认，伴随着特权，也应该负起责任。社会风气习俗、专业协会、道德准则、进大学的预备中学、绅士行为规范——这些都是企图使强者文明有礼。过去美国社会期望这些男女能够行为高尚、参与公益、服务社会。

    在华盛顿靠近东波托马克河公园竖立着一个不易忘怀的纪念像，一个手臂伸出如耶稣的雕像，在其基座上刻有文辞：“献给泰坦尼克号上勇敢的男子们，他们牺牲生命，以挽救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它是2.5万多位美国妇女自愿捐献竖立起来的。当社会领袖做到理想的标准时，他们受到人们景仰。当他们做不到时，那会令人极度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