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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北大國關院長眼中的世界政經格局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1206/161817555969.shtml

 

    全球發展存在六大失衡、三個不確定性、三個比較確定的事情……近日在南極論壇2013南極行活動的一場沙龍上,北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輯思用這幾個分析框架縱論當下國際政治經濟形勢。

    簡單的介紹這位主講人,王輯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曾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美國密歇根大學任訪問學者、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克萊蒙·麥金納學院亞洲事務訪問教授。2005年接替錢其琛,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在王輯思看來,全球發展六大失衡其一便是人口發展的失衡。

    2011年10月31日淩晨,成為象徵性的全球第70億名成員之一的嬰兒在菲律賓降生。這背後的資料是,全球70億人口中95%的新增人口都在發展中國家。歐洲、日本、俄羅斯等人口老齡化嚴重,甚至出現人口負增長,而印度、非洲、南亞等地人口增長則仍然很快。

    王輯思說一百年前美國四分之一是白種人,而現在這一比重僅為10%,而這這種現象會持續,到2050年前後,美國人中高加索人(白種人)占人口數量將不到一半。中國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存在人口發展不快,目前老齡化問題嚴重。

    第二個失衡即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發展失衡。

    伴隨城市化發展產生一系列問題,水資源問題、城市管理、治安、交通燈問題層出不窮,並且這些問題和人口發展失衡相互迭加。發達國家人口中有很很多不是原來居住的人口,歐洲大量移民來自東歐,更多的來自西亞、北非和穆斯林。

    王輯思援引數據稱,2025年歐盟首府布魯塞爾的人口中移民占比42%,且這些移民多數是穆斯林。2025年歐洲人口20%由來自西亞、北非和東歐的移民構成,而這會對這些國家帶來很大影響,歐洲問題必然要和這些新移民相結合,但因為需要補充勞動力,其又不能不放鬆移民政策,日本經濟活力的下降就和不吸收新移民有關係。

    總而言之,70億人口中2.4億人口不是居住在出生國家。

    其三,大宗商品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不平衡

    雖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在開發新能源,但是能源需求還有很大缺口,與此同時水資源缺口很大。世界五百條主要河流一半以上枯竭或者嚴重污染,這影響到中國和與周邊如湄公河地區、印度、俄羅斯等的關係

    其四,地球生態不平衡。舉例來說,氣候變化對人類造成很大影響,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氣候變化一部分是人類活動造成的。

    其五,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

    王輯思解釋說,發達國家消費多發展中國家製造多。具體體現為西方國家服務業很發達,其製造業不發達但是高精尖產品製造發達且正在吸收製造業。

    聚焦在中國和美國,在一些領域科學技術教育領域差距在拉大。“這是值得警惕的”王輯思說。

    其六,世界財富分配不平衡

    貧富懸殊在世界範圍內加大是個共認的事實。值得關注的是不僅是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加大,與此同時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內部貧富懸殊也在加大。

    王輯思認為,這六個不平衡迭加發生的問題是世界不太平、社會矛盾在積累。“未來幾年我們會出現很多亂象,發達國家也不能倖免。這是相互影響的。”

    在王輯思看來,世界發展還同時存在三大不確定性。

    首先是科學技術發展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發生在哪些地方存在不確定性。

    其次是國家實力興衰存在不確定性。

    再次世界政治往哪個方向走存在不確定性。

    與不確定相比,王輯思認為也有三個比較確定的因素存在。

    第一是世界經濟還是在向前發展,雖然發展很緩慢。世界總體經濟增速還在3%左右,不會再出現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那種的危機。

    第二是大國關係會比較穩定。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不確定性最大,但是美國和歐洲還是同盟、美國和日本也還是同盟,美國和俄羅斯關係也相對穩定。

    第三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會比較穩定。基本規則如市場經濟、國家間主權原則等不會出現顛覆性變化。未來若干年還是如是格局和規矩。

    王輯思通過上述三個方面闡述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也即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但正如其所言,談國際環境的時候主要的著眼點還是要回到國內。

    上個月召開的十八界三中全會談到國際問題時只一句,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重大變化,國際形勢十分複雜。王輯思說“對於中國而言,最大的任務還是在國內,最大敵人還是自己。”

    對於和平發展來說,無非關注兩點問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前者是領土、主權、軍事等,後者是國際經濟失衡、金融失衡、網路安全、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公共衛生、傳染病、走私販毒等事情。

    在這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眼中,傳統安全問題交給政府,民間處理我們自身最關注的事情。一方面中國應該更多參與全球治理。但其中重要的含義是作為公民和個體需更多考慮如何承擔責任的事,我們需要共用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