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對於道德的探討是茅于軾教授發動的，對於市場倫理尤其是產生道德的信仰   源泉的關注是我發動的。2002年以來，我發表了一系列探討市場倫理、財富倫理、宗教、信仰與市場經濟關係的文章，如最早的《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精神重於形式》、《要將市場經濟建立在信仰的磐石上》等等。我的努力沒有白費。我欣喜地看到，近年來，中國人終於破除種種認識上的謬誤，開始認識到西方社會的信仰和精神層面對於其製造建構及物質文明的影響，並開始從這些角度去看在過去看來只是“唯利是圖”的西方商人。這就從器物和行為的層面上升到了價值和生命的層面，真的是可喜可賀。

　　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市場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提供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叫人不偷懶。計劃經濟為什麼行不通，壞就壞在它沒有價格信號，也沒有競爭機制，幹好幹壞一個樣。而在自由市場制度下，懶人是沒法活的，勤快人可以根據市場信號不斷地擴展事業。所以，市場經濟會逼著大家去競爭，它是個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但是，市場經濟叫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也不能叫人不害人。這使得單純由利益驅動的市場經濟存在著一種天生的危險，就是它有可能導致一個很壞的情形：誘使人們勤奮地撒謊、勤奮地害人，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不會這樣的。但是，市場經濟光靠自身永遠也不可能完善，因為許多的經濟學研究都表明，市場有諸多天生的缺陷和“失靈”的地方，它只能叫人不偷懶，而不能叫人不撒謊及害人。

　　在博弈論的研究中，市場的重複博弈可以降低撒謊和害人的行為，而法律的嚴厲懲罰亦有利於交易行為的規範。但是，在市場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完全與不對稱情況下，合同永遠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複博弈和法律的懲罰來求得規範的市場行為不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經濟——這意味著市場的運行成本無限高，貴得讓人沒法使用，最後或自行崩潰——就像我們在拉美的“市場經濟”中所看到的那樣。

　　中國的市場經濟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只是樸素地認為，市場經濟就等於發財，而發財是可以不擇手段的。這樣一個跛足的尚未成熟轉型的“市場倫理”業已導致中國社會出現兩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勞動致富，通過創造社會財富而獲得財富，而是靠官商勾結，兇惡地轉移社會財富的辦法來獲取財富；二者，在市場交易中不講誠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騙而致富。所以，我們看到，市場經濟在中國實際上已經呼喚出了一群“人妖”：他們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謊和害人成一已之私利。

　　這樣的市場經濟自然運行成本高昂。而造成這樣高昂的經濟運行成本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普遍缺乏來自一整套市場倫理的自我約束。而凡是缺乏自我約束，完全靠外部高壓來運轉的市場經濟，必定是世界上最貴的市場經濟。

　　由於近代以來的破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國既缺乏法律，又缺乏宗教，是個典型的無法無天的國家。中國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審判，當然更不信天堂。古代的中國人還信孔子，還懂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經文化大革命洗禮後的中國人就連這一點可憐的倫理也不再相信了。什麼都不信的人，最後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實際上意味著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謊騙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麼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則有不同。中國人或許很難理解基督教徒是什麼樣的人(我過去也是這樣)。在此，我只能說他們是和我們一樣充滿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將他們理解為怪物就行了。不能否認也不必否認進進出出上教堂的人中也有騙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們上教堂決非是吃飽了撐的，眾多的教徒的的確確是懷著虔誠的信仰出入於教堂的。

　　子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話一般人恐怕難以做到，因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總是仰望教堂尖頂的人們總體而言較易遵守財富操守和準則。為什麼？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有經典的闡述。其中的秘密就在於：清教徒雖然稱得上是世界上最熱衷於積累財富的人，但其追求財富並非為一己之私利，而為的是“榮耀上帝”(for the Glory of God)，並使得自己死後可以進入天堂。這樣的財富倫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財富時的目標與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個清教徒決不可能設想用撒謊和害人的方式去獲得財富，因為那樣做非但不能榮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懲罰。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財須有道，而且一心只想著為上帝而創造財富，自然可以成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

　　順便說一下，小布希要求美國的CEO們在財務報表上簽字時按著聖經起誓，在中國人看來似乎可笑。其實對於美國商人來說，這是一件嚴重而且嚴肅的事情，CEO們頭上不僅有高懸的法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還要置於地獄之刀山火海的威脅之中。法律之劍再加上帝的目光，顯然要比單純的法律的作用為大。

　　因此，獲取財富之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彌補市場之不足。從這個角度上講，市場經濟天生需要與某種市場倫理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威力，就像好馬天生需要好鞍一樣。從人類社會來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場經濟。也說是說，叫人不偷懶的市場經濟與叫人不撒謊、不害人的強大信仰(倫理)珠聯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實。

　　你不是追求誠信嗎？那麼你應該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誠信。這一點對於爬坡的中國經濟改革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啟示。

　　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簡單：擁有共同信仰的人們相比於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間共同信任，從而締約。眾所周知，美國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確立的一套憲政體制。但是，美國憲法的基石又在什麼地方呢？其實，早在第一批英國清教徒乘“五月花號”駛往新大陸途中，就有了後來成為新英格蘭諸州自治政府的基礎“五月花號協定(The Mayflower Compact)”，其內容包括組織公民團體以及擬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規章和條例等，而契約的第一句話便是“以上帝的名義，阿們(IN The Name of God, Amen)”。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礎。否則，就算法律制定出來也不會得到遵守。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有一篇大經濟學家巴羅寫的專論宗教與經濟的論文。該文非常難得地對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宗教與經濟的關係作了實證研究。其中發現之一便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地區)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是教堂在市場法律的背後伸出了一根強大的支柱。

　　有教堂的市場經濟相對來說還更有開放(open)性。關於這一點，NBER的那篇論文同樣有實證支持。其原因也許可以解釋為：上帝面前，人們平等——博愛的精神內核更容易帶來對外人的開放、寬容與尊重。

　　有教堂的市場經濟還有別的作用嗎？有的，而且相當重要，那就是引導財富的消費，調節窮人與富人間的緊張關係。

　　耶穌說過，富人要想進天堂，比駱駝鑽過針眼還困難。為富不仁者不消說，他們必將受到上帝的懲罰，死後進不了天堂；就是那些愛炫耀財富的人們，那些將財富用於上帝不喜愛的不當用途的人們亦一樣會受到上帝的懲罰，死後同樣進不了天堂。

　　但是，對於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富豪來說，情況或有不同。因為他的宗教信仰將告訴他：獲取財富只是為榮耀上帝，對他自己來說，必須合理地使用財富，永遠保持謙卑才是上帝所贊許的美德。所以，在美國，我們看到，有錢的人必須將財富的1/10捐獻給教堂，讓其他教民分享；我們還看到，財富排行榜上的富豪與社會捐獻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與窮人的關係根本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劍拔弩張。

　　中國大陸的富人不仁而富，已使朝野不滿，又居然如此窮奢極欲，難免招得天怨人怒。怎麼辦呢？除了政府調節收入的制度外，尚需要市場倫理來進行補充。

　　筆者相信：現代經濟-現代政治-現代文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的三位一體，中國社會為求市場經濟正果，最終將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為市場倫理而投資。

　　一篇短文難於談盡信仰與商業的關係。好在中國社會現在已普遍認識到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但要確立這樣一塊良好的基石決非易事。過去，中國人認為只要產權得到保護，並且制度完善就夠了，現在大家開始寄望於人的自律。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中國的誠信體系要以產權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以道德為支撐。這可以說是認識上新天新地的變化。

　　回顧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國對於西方的學習是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我們從船堅炮利學會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從人家堅船利炮的不斷改進我們懂得了要發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導科技與經濟的失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數已是160多載的光陰。但是，這一條現代化變革之路還遠遠沒有走到盡頭。從當今中國市場經濟的呻吟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危險在逼近：雖然我們已經告別人類最昂貴的計畫制度，因為缺乏合理的市場倫理，卻有可能陷於人類最昂貴的市場制度。

　　現實無疑需要我們往前再多走幾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變革，包括信仰的轉變，目的是要找到一個與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建構。要做到這一點，或者從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中開掘一整套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倫理，或者通過吸收和引進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

附：

趙曉，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企業改革以及市場制度變遷。被認為是目前國內最活躍、最有影響的年青經濟學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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